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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隻要我活著，就要不停地寫”｜張愛玲逝世30周年
發布時間：2025-09-14 來源：鴻圖華構網作者：世外高人888
今天（9月8日），是張愛玲逝世30周年的日子。長久以來，大家總認為張愛玲晚年在美國流離潦倒，創作力不複從前。但她晚年也從未停止寫作。張愛玲接受訪問曾說，“隻要我活著，就要不停地寫”，她確實是寫到最後一刻的。
近二十年來張愛玲的遺作被發掘、整理、出版、翻譯、研究，大部頭的作品都已付梓，晚期寫作的脈絡可謂日漸清晰。迄今尚未麵世的，有一冊跟隨了她多年的筆記本，加上一些零散手稿。學者黃心村把這部分寫作綜合起來，稱為張愛玲的晚期碎片書寫。
黃心村一直潛心於張愛玲研究，最近，她的著作《成為張愛玲》麵世，恰逢張愛玲逝世30周年。以此為契機，国产AV蜜桃网站邀請專欄作家一把青對黃心村進行了一次專訪，聊了聊手稿中的晚年張愛玲。
三年前，香港大學文學院比較文學係教授黃心村出版《緣起香港：張愛玲的異鄉和世界》。同年9月的“愛玲月”，我訪問了黃老師，她與港大中文學院教授林姵吟合辦的“張愛玲研究新方向”講座，也開啟了第一期。
緣起張愛玲，以及該講座係列的生生不息，三年間，我與黃老師有了不少的交往。有一次，她邀請讀書時代的老師、北大“燕園三劍客”之一的黃子平教授，談《對照記》與影像，他說起那張最著名的睥睨眾生旗袍相，“手上戴的雞血藤，現在淘寶都標張愛玲同款”。後來我去雲南旅遊，竟然真在街邊碰到，買著好玩，也給黃老師一個，她主持活動不動聲色戴著，一見我便孜孜展示。“孜孜是屬於張愛玲的暗號，”她說。
《成為張愛玲》
作者：黃心村
版本: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5年7月
去年冬天，與黃老師到赤柱，非為海鮮或美景，而是去軍人墳場，給她書中第二章的主角、張愛玲的港大曆史老師佛朗士（Norman France）獻花。她之所以特意約我在12月25日香港淪陷日前後，是因為這個佛朗士，就是《燼餘錄》中“国产AV蜜桃网站得知了曆史教授佛朗士被槍殺的消息”的佛朗士，也是《小團圓》中，給過盛九莉“800元獎學金”的安竹斯教授原型。這位英國學者，在二戰中入伍，又遭人射殺，卒於37歲，黃老師稱之為“研習曆史、教授曆史、卻被打上門來的現代史吞噬，唯一遺產就是張愛玲了”。漫山遍野的墓碑，她叫我留意逝者年齡，大多是二十來歲的小兵，佛朗士算是個中長者了。“你看去世時間，就差一點點，戰役都要結束了”，她歎息。
又說找找貝爾福（Stephen Balfour）吧。是她書的第四章、張愛玲自白“比較喜歡的外國女作家”斯黛拉·本森（Stella Benson，1892-1933）的亞洲行旅，日記中在香港認識的“唯一似乎有智力和精神儲備的人”。他是佛朗士的鄰居兼好友，在集中營死於空襲。上上下下一排排地尋覓，我說不然算了，黃老師堅持再看看，終於在一塊低矮的簡陋手寫石磚上見到他的姓名，幾人草草合葬在一起。簌簌風中，見她俯身放下花束，我總覺得這些“被現代史吞噬”的異鄉亡靈，在此地的百年寂寂，就是為了等待從曆史另一端走來的她，她的使命感、好奇心，她的慈悲與溫情。
我常常說黃老師虔誠得絕無僅有，又兼具內地、美國與香港生活背景，是“張愛玲天選之人”。她屢屢拒絕，強調萬萬不能以此自居，虔誠僅止於文字，而不是對張個人的迷戀。不過，黃老師總將9月30日稱作“愛玲生日”，每年的那次演講，排期不是陰曆就是陽曆，更熨帖地隻賀壽誕不辦忌辰。她也不認可那些晚年淒慘導致筆力衰退的論調，指上世紀70年代第三個寫作高峰被迫中斷，原因是“蟲患起來了，身體不好了”。將心比心地淡淡講來，“祖師奶奶”似遠還近，反倒像個她朝夕相處的知交，這固然不是迷戀，而是同為女性，隔著時空的會心與疼惜。
三年後，《緣起香港》推出簡體版《成為張愛玲》。題目引用自香港中文大學崔文東教授的同名書評，一語道出研究核心，即張愛玲的“史前史”，港大山道上的少女歲月，早年教育與閱讀經驗深埋的種子。與此同時，黃老師的案頭新作，則將目光轉向“成為張愛玲”後的晚期風格，從萬千碎片與殘章中，通過回歸檔案、調整焦距，遙望那個蟄居美國遁世離群，筆下卻仍“孜孜”在思在寫，鮮為人知又從未止息的張愛玲。
張式字體獨樹一幟，小而密地爬滿處處夾縫，塗抹修改又層層疊疊。故紙堆鉤沉，我說這未免也太傷眼，黃老師卻覺得“幸運極了”，或者借用張愛玲上世紀70年代致函莊信正的祝福，是“最好的運氣”。
此次內地首發黃心村新作《碎片書寫：析〈托夢〉》（見今日推送二條），原文刊於張氏生前緊密合作的台灣《皇冠》雜誌。她以1989年散文《草爐餅》為坐標，梳理手稿中未發表的遺作《托夢》，分析張愛玲的晚年寫作狀態，她對遣詞造句的分寸斟酌、對碎片記憶的打撈重構，和對家族女性的特殊興趣。又逢9月，逝世30周年紀念之際，見字如見人，這樣的身影新鮮而珍貴，且在黃老師的鏡頭下，生動清晰，又有神有情。
躍起的聽覺 記憶的碎片
一把青：大眾總有種誤區，指張愛玲後半生在美國流離潦倒，創作不複當年。您所考據的《托夢》和《草爐餅》手稿，一張紙正反麵書寫了三組內容，字跡充滿重複、塗抹、疊加、刪減，堪稱“碎片的碎片”，直觀地呈現了她晚年仍以極高的標準堅持寫作，也證明了早年自稱“寫作慢且吃力”所言非虛。您將書信定義為附文本（paratext），那如此形態的未完成“碎片”屬於什麽呢？
黃心村：1968年張愛玲接受殷允芃訪問說，“隻要我活著，就要不停地寫”，她確實是寫到最後一刻的。像是《對照記》，背後其實有大量稿子，我在加多利山宋先生（宋以朗，宋淇鄺文美之子，張愛玲遺產繼承人）家，見過謄抄後的一份初版，但最早是什麽形態？也可能是《愛憎表》似的碎片，馮睎乾當年整理《愛憎表》，就是給宋先生交予一摞紙片，由他負責重構，它們是不是個有機整體都很難認定。宋家的《對照記》也可能是張愛玲將碎片合成為初稿的版本，皇冠的最終版，與謄抄版又不一樣，從大綱、草稿、修改、謄抄到出版，中間究竟隔了多少層，沒有辦法完全確定。
這張1988年9月的洛杉磯湖景公寓（Lake View Mansion）通知單，反麵是空白，寫了《草爐餅》的片段草稿，有些文字內容重複了，甚至還沒有題目，最底又相反地寫著索要偵探小說雜誌的兩行英文備忘，偵探小說，那是她的喜好。正麵600字的《托夢》相對流暢，有完整性，是手稿中僅此一份的初稿。按照寫作習慣，她應該是寫完反麵的草稿，刺激到什麽記憶，想起“那個夢”，再見縫插針翻過來，以《托夢》填滿。
這張紙上的《草爐餅》和最終成篇很不一樣，與宋家的謄抄稿也有出入。紙上一些被塗抹的字眼，像“磁碗”在《愛憎表》中出現了，“母親從國外寄玩具來”進入了《對照記》。1991年8月，在給宋家的信中她提到，正在寫散文版《小團圓》，“仍舊用《愛憎表》的格局，剪裁較易”，這些手稿都是晚年突然被激活的碎片記憶，張愛玲不斷地重組剪裁，它們的來源是同一個地方。
手稿、碎片就是文本（text），最終刊登的文章，隻是文本遷徙曆史中的一個切片。比這兩份手稿更早的，還有張愛玲的筆記本，從66、67年直至80年代初，橫跨70年代開始的最後一個12年寫作高峰期，筆記本一共192頁，中英文都寫得更細、更密密麻麻，充滿大量省略符號，例如“因為所以”寫作數學裏的“∵∴”。內容有些是看書看報的摘抄筆記，也有日記式的段落，包括1967年，丈夫賴雅去世對她的打擊。後來她寓所蟲患開始，大部分東西都放入了儲藏櫃，隻有兩三個箱子隨身，筆記本不在身邊，碎片也就戛然而止了。
一把青：研究如此私密的檔案，會存在倫理問題嗎？“碎片”處在時間線的哪個階段、完整與否，又如何界定？宋淇在《草爐餅》按語中說，張愛玲“此前試寫多篇，都不愜意，草稿全部毀去”，會主動銷毀存稿，最後一本《對照記》，原名是“張愛玲麵麵觀”，她是否很早就有自覺的檔案意識了？
黃心村：當然是有倫理問題的，看筆記本的時候，我都嚇壞了。那是她最私密的東西，真的是寫給她自己看的。張愛玲是有檔案意識的，信件，她都有假象讀者，也知道這些東西將來會讓人看到。最後出版《對照記》，也是為了把照片保留下來。不過，比她更有檔案意識的是宋淇鄺文美夫婦，他們在這一點上無比的超前。鄺文美在美國新聞處工作，上班做檔案、下班還是做檔案，她會抄下張愛玲跟胡適的通信、會記錄每次跟張愛玲見麵說的話，好像有種天生對檔案的直覺式掌握和熱愛，如果沒有她，就沒有国产AV蜜桃网站看到的這些材料，也沒有《張愛玲私語錄》中風趣幽默“作為人的張愛玲”。
這份“碎片”的時間上可以確定是1988年，因為是寫在公寓通知書上，是從門底下塞進她的住處，並非郵寄，不存在久久不開信箱這個問題。關於文本的完整性，其實很難講，也不重要，你認為的不完整可能是完整。像1944年的《連環套》，張愛玲自己一直說“腰斬”，曆來也都認為是未完。但在小說末尾，發利斯遣媒婆去霓喜家說媒，霓喜人老珠黃，心裏有些東西還沒放下，當成跟她求婚，說“發利斯比我小呢！年紀上頭也不對”，但其實是向霓喜13歲的小女兒瑟梨塔求婚，情願等她長大，最後一句，“霓喜知道她是老了，她扶著沙發站起身來，僵硬的膝蓋骨克啦一響，她裏麵仿佛有點什麽東西，就這樣破碎了”——其實不就是結尾嗎？心裏麵的東西都碎了，還有什麽好寫下去呢？
《托夢》雖然是初稿，最後一句“也不過提了這麽一聲”，結束得卻非常幹脆，有它的完整和連貫性在，但這份手稿的最右邊又仍有字跡，我想之所以沒有像《草爐餅》一樣發表，也很可能是她認為沒寫完，在未來的版本中還有繼續敘述展開的可能性。
一把青：這兩篇文章篇幅皆短，《草爐餅》就算在其80年代以後的作品中，也不算特別顯眼，甚至作為發表在報紙副刊的文章，艱澀得普通讀者應該當下都很難即時進入，為什麽您會覺得它特別代表張愛玲晚期風格？
黃心村：《草爐餅》改了又改，如此耗費心血，發出來還是艱澀，還要再加上宋淇的文末按語和時隔3個月的《後記》補充，一層又一層，就是她不放心文本出去讀者能否懂，或者下意識地知道大家不懂。書信集中，宋淇作為市場“推手”，隔段時間就會鞭策她交作品，寫小說是個體力活，不是嗎？70歲上下，是真的進入晚年了，所以才會有80年代末的這些短篇，她很難再有精力延伸出去寫長篇了。
晚期的寫作風格，是洗了又洗，完全去掉了早年的華美和雍容，自廢武功式地把早年立的“人設”都打破了，把年輕時寫的都推翻了。雖然同期台灣“張愛玲潮”已然掀起，宋淇也不斷地提醒她台灣市場的重要性，但她已經是對當下的讀者能否進入，甚至有生之年會否出版都不再在乎了。例如《小團圓》，胡蘭成（1906-1981）在世時礙於他的“興風作浪”未出版，在他死後這些年，也沒有發表。具體怎麽寫，宋淇給她的建議，她也不聽人家說了。她純粹是為了寫，“等我死的時候再死一次”，我想她認為她的讀者在未來，當時的反響已經不重要了。
《草爐餅》這篇短文從頭到尾都是聲音。從上世紀50年代到美國開始，她一直有長期眼疾，洗發水流入眼睛會流血，仰臥照日光浴燈也要“擦掉眼睛裏鑽進去的小蟲”。視力不行了，聽覺就起來了，變得特別特別敏銳。林式同在《有緣得識張愛玲》中說，她在家“沒事還把電視打開，而且聲量調得很高”，那是她需要白噪音（white noise）占領聽覺，否則太過活躍，會影響思路。《中國的日夜》《公寓生活記趣》等早期散文裏她寫了那麽多的叫賣聲，非常奇怪，“馬……草爐餅！”的“呼聲”卻在晚年才第一次浮現，是在那個年齡、景況和心境下，她感受到更多更陰晦、更看不到的聲音、顏色和形態。
《亂世書寫：張愛玲與淪陷時期上海文學及通俗文化》
作者： [美] 黃心村
譯者： 胡靜
版本：99讀書人｜上海三聯書店 2010年12月
一把青：不同於《憶西風》《四十而不惑》等應邀或回應式的晚期散文，《草爐餅》是上世紀90年代後罕見的主動書寫，竟然寫這樣冷門的食物。張愛玲早期也寫了很多“城市之聲”，如夜營的喇叭、電車聲、口哨聲，為什麽她反而在文中說“周璿姚莉的流行歌隻是鄰家無線電的噪音”，這神秘的草爐餅叫賣聲才是“上海之音”？
黃心村：上世紀40年代她寫的是當下生活場景中的聲音，舞廳的音樂，“薔薇薔薇處處開”的歌聲。晚期她的生活環境非常簡單，她聽見的不一定是現實裏的聲音，還有記憶中、遙遠過往的聲音。由叫賣聲衍生到草爐餅“幹敷敷”的賣相，一定是不好吃的，還有《托夢》的第一句，“你外婆就是吃紅燒肉死的”，和《談吃與畫餅充饑》一樣，她筆下食物永遠是驚悚不堪的，跟美食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關鍵不是食物，而是從“上海之音”的叫賣聲中浮現出來的人形，小販是個“蒼黑瘦脊中年以上男子”，與“甜潤悅耳”的歌喉太不相稱，黑黢黢的像鬼影，“當時隻覺得有點駭然”，卻在記憶中存留了四五十年。這個細節也反映了她對種族、膚色有著自始至終的著迷，這和我在《成為張愛玲》中提過的，在港大連續三年教授張愛玲曆史課的佛朗士有關，她在《燼餘錄》中說，這位老師“研究曆史很有獨到的見地……国产AV蜜桃网站從他那裏得到一點曆史的親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觀”，作為連接大英帝國殖民史和戰後開啟的後殖民敘述的橋梁式人物，佛朗士啟發了她早早地反思殖民。
《草爐餅》由叫賣聲牽引出了姑姑說的話，回到與“代母”般的姑姑同住公寓高樓“聽市聲”的時光，《托夢》由紅燒肉寫到母親的飯桌，再跳至八九歲，偷聽母親與姑姑談論早逝女傭“閑閑地曼聲說話”。1992年，她在寫給宋鄺的信中寫，“中國人裏大概我是最不思鄉”。但是，張愛玲上世紀80年代與姑姑姑父恢複聯係後，我所看見的留存的信件都特別感人，美國地址郵箱變更，姑姑寫信沒有回應，還輾轉寫到香港宋淇那裏，叫他轉交。姑姑重新出現她的世界，對她是一種振奮，確實刺激了包括《對照記》的出版，對晚年張愛玲來說，血液的連接變得格外重要，她也許不會思念上海這塊土地，但她不能忘懷土地上這些親得不能再親的人，尤其是家族史中對她最重要的兩位女性。
家族史女性 寫作觀反思
一把青：您提到《托夢》裏，早年“用一種romantic的愛來愛著我母親”的張愛玲，經過了《小團圓》的劍拔弩張與不堪，自稱“在不相幹的地方像母親”的她，“在不相幹的地方似乎與母親達成了和解”。張似乎很喜歡用“不相幹”，早年《燼餘錄》也說沒有誌願寫曆史，“私下裏總希望他們多說些不相幹的話”，《托夢》所談論的“通靈”與家族中上吊自殺的女傭紫娟，是否也算“不相幹”？
黃心村：“不相幹”其實最相幹，是最重要、核心的人生部分。念古詩的父親，書架上的蕭伯納，古代文學與英美文學，給了張愛玲文字上的啟蒙，而且是她很好的讀者；母親給了視覺與聽覺上的啟蒙，教她畫畫、彈鋼琴，與姑姑“合謀”培訓她的交響樂修養。最後的手稿和書信裏，胡蘭成、賴雅、桑弧，這些男人都沒有他們的事了，男人真的不重要。看《對照記》對爸爸的講述，她也和解了，沒有《私語》中早年的怨懟了。
為什麽看到《托夢》的當下我特別驚心？開篇第一句“外婆是吃紅燒肉吃死的”，紅燒肉是可以吃死人的，她外公娶了丫鬟紫娟當小妾，紫娟27歲上吊死了，死了很多年以後還托夢給母親，還是在英國，在夢裏還是當年的樣子，太驚悚獵奇了，必須要用平淡無奇的語言寫出來。
27歲早逝的紫娟，竟然還有這麽一個人，在她寫作一輩子的80年代末突然冒出來。到晚年，張愛玲骨子裏的東西出來了，就是對家族史，尤其是家族女性的關注。如果她還有精力和體力打開來寫，甚至不用早年的筆力，哪怕是《小團圓》時期的寫法，都將是個不得了的故事，但沒有了，剩下這個骨骼一樣的故事，但在這個骨骼一樣的故事裏，層次已經很多了，完全不需要華麗的詞語修飾。
《小團圓》
張愛玲 著
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9年3月
一把青：張愛玲在美國生活40年，晚年骨子裏冒出的卻是家族史中一個又一個的女性。除了《同學少年都不賤》的後半部分和散文《一九八八——》，她似乎鮮少寫到美國。《一九八八——》中形容洛杉磯是“異鄉特有的枯淡”。《成為張愛玲》中提到，1977年她在寫給宋家的信中說，“地上又有紫色落花了，大樹梢頭偶然飄來一絲淡香，夏意很濃，每年夏天我都想起1939年剛到香港山上的時候”，您將其視為“1939年剛剛開始大學生涯的張愛玲和1977年幾度小團圓後依然堅守敘述源頭的華裔女作家的合聲”，她為什麽對寫美國沒興趣呢？給人一種完全不過當下生活的感覺？
黃心村：“紫色落花”是洛杉磯的藍花楹，我在洛杉磯住過幾年，當時覺得這個沙漠氣候的城市實在是醜，然而每年會有幾段時間特別美，比如藍花楹盛開的季節，藍花楹就是洛杉磯的櫻花。每年夏天，她都會以藍花楹為開端，重溫在香港的點點滴滴。張愛玲寫香港、寫上海，筆下的美國真的不多，這是非常遺憾的事情。我想她從根本上就沒有把自己當作一個寫移民經驗的亞美（Asian American）作家，她好像對移民經驗沒興趣，一直覺得要回到家族記憶中去。
一寫再寫，因為寫不完。覺得寫完了，又冒出新東西，像上吊的紫娟、草爐餅“黑黢黢”的小販，又總是特別的觸目驚心。但是你看書信集，她其實對時事很關心，讀各種各樣的報紙，看電視，在洛杉磯的那幾年，對我很有大影響的幾個事件她都在follow（跟進），像是1992年的洛杉磯暴動、地震，1994年的辛普森殺妻案，更早期的筆記本裏也是這樣，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她都有關注。
一把青：您寫到筆記本中，上世紀70年代中期，她寫下“直到一兩年前，意識到時間上必須跳來跳去”，還有中英文夾雜的一句，大意是“關於閃回：用得合適即成為最有力的武器，一如馬寬德（J.P.Marquand）有萬樂齊名、萬劍攢心之慨……即重複亦必須呈現不同的視野，不同的麵向，有追加的洞察”，為什麽會突然有意地開啟“跳來跳去”的實驗？
黃心村：寫《小團圓》的時候，她開始高度地自覺要“跳來跳去”“閃回重複”，隨後完稿且發表的短篇《浮花浪蕊》也是一樣，這讓當時的讀者怎麽看啊？中國現代漢語寫作的主流是現實主義，你怎麽可能跟現實不掛鉤呢？但是，這卻是她在洛杉磯一邊寫《紅樓夢魘》，一邊進行的非常係統性地對自己幾十年寫作的反思。
就像張愛玲說《紅樓夢》“超前”，不止超越了近代，《紅樓夢》放在国产AV蜜桃网站的時代也是超前的。她也許就是意識到寫作是為了未來，跟著自己的寫作走到上世紀70年代末，《紅樓夢》讀了一輩子，讀出了這一點，未來可以是無限的。
一把青：張愛玲曾坦言《半生緣》存在對馬寬德《普廉紳士》的借鑒，馬寬德似乎是斯黛拉·本森和蘇青以後，她難得點名嘉許的作家，並與之保持了私交？在如今的中國青年小說家抄襲與“異曲同工之妙”風波下，如何看待這樣的借鑒呢？
黃心村：當然不是抄襲，而是移植，她移植的不隻是馬寬德，而是novel of manners（生活方式小說）傳統。張愛玲在《憶胡適之》中說，“凡是好的社會小說家——社會小說後來淪為黑幕小說，也許應當照、譯為生活方式小說——能體會到各階層的口吻行事的微妙差別”，馬寬德曆來被認為是繼承了美國女作家伊迪絲·沃頓(Edith Wharton)的衣缽，寫的是19世紀末，在紐約上層社會的眾生態，是典型的middlebrow（中等趣味），馬寬德就依據這個脈絡一路下來的，斯黛拉·本森也是，簡·奧斯汀（Jane Austen）更是鼻祖。
《半生緣》在情節上，還有對金句中的金句“国产AV蜜桃网站回不去了”的借鑒，是因為她從來都對novel of manners體係的中等趣味青睞有加，例如影響她一生的毛姆（William Maugham），就是“帝國秩序下的中等趣味（imperial middlebrow）”代名詞。其中，她“比較喜歡”的本森反而是個特別不討喜的異類，帶有對於主流的懷疑、比較和諷刺角度，也許她在那個時代是個風雲人物，但如今的英語文學史上卻幾乎找不到她的痕跡了。
本森的兩本亞洲遊記，1925年的《小世界》和1928年的《世界中的世界》，是作為外來者匆匆地跑過來，想更靠近些，張愛玲則退得遠，保持距離不能離得太近。更巧合的是，遊記中的本森，一個人經過美洲大陸，經過日本到亞洲，上世紀50年代的張愛玲也是，經過日本抵達美國，同樣的路線不同的方向，雖然相隔二三十年，特別奇妙的是，她們還是可以在文字上相遇的。
落實到旅行書寫上，張愛玲1946年未完成的《異鄉記》可以看作遊記，書信集的第一篇，1955年寫坐船赴日本，也可以獨立成章，完整性是相對的，單獨地拿出來看，附文本其實也可看作文本。所謂“晚期與早期”，不是時間概念，《異鄉記》也可看作晚期書寫的開始，為什麽明知“大多數人不要看”也非寫不可？因為她認為這對她很重要，去溫州尋夫，感情的痛苦都沒有白經過，早期奢靡的外表都撕掉了，她知道是自己作家道路上的突破和升華，所以宋淇說她是“作家中的作家”。最後的幾年，她在她的公寓裏麵，都不出來，但跟外界的世界是有聯係的，通過電視的音像、通過記憶裏的聲音，這不是一個空間的概念，而是時間，張愛玲的晚年，“時間的無涯荒野”變得特別重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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